裔胜东|小小少年，酣写春联

小小少年，酣写春联

□ 裔胜东

四十多年前，我还是个小小少年，却凭着一腔热忱，“承包”了村里大半的春联。所有笔墨劳作皆是义务，但我心甘情愿。那一抹抹腊月里的中国红，成了我少年时光中最鲜亮的印记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，日子过得紧巴。过年时，能添上两张年画已属不易，对联、福字全靠买一两张几毛钱的大红纸，请人代笔。小年过后，总有三三两两的乡亲握着红纸来到我家，找我写春联。倒不是我的字有多好——说实话，字形谈不上工整，甚至还透着几分稚拙。村里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并不少，可大家仍愿意来找我。这多半是因为母亲人缘好，是村里公认的“老好人”。而我呢，大抵也继承了母亲那温厚的性子，有求必应。于是，找我写春联的人一年比一年多，直到后来我离家工作、住进县城，这份热闹才渐渐平息。

每年一到腊月二十七左右，我便要着手预备笔墨、翻找联语，准备投入一年一度的“书联大战”。

乡亲们送来的红纸，要先按各家所需裁成不同尺寸。裁纸不用刀，用的是缝衣的棉线——这是我自己摸索出的法子：将纸折好，棉线嵌入折痕，一头请人紧紧拉住，我执另一头，右手稳着劲儿，左手压实红纸，“嘶——”的一声轻响，纸便顺着线整整齐齐地分开。这比用小刀裁更平整，不易起毛、也不会出现缺口。

一张红纸的分配更是暗藏巧思：要么裁成四等分，凑两副大门对联；要么配一副大门联、两副单扇房门联；或是一副大门联加一副猪圈短联，余下的边角料裁个方方正正纸块写“福”字，再裁两条细长条当报条。大部分人家要用上一张半纸，我便在邻里间帮忙调剂，今年你家多匀半张，明年他家多拿一张，即便偶尔记混了，乡亲们也从不计较。

对联的内容，满是岁月的痕迹，字里行间都是朴素的愿望与时代的脉搏。毛泽东的诗句是常客：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“春风杨柳万千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，落笔间皆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昂扬；也有贴近农家生活的贺辞：“劳动门第春常在，勤俭人家庆有余”“祖国处处春光好，公社家家气象新”，句句朴实，却暖人心肠。猪圈门上常用对联为：“肥是农家宝，种田不可少”“积肥上千担，养猪过百斤”，字里行间透着庄稼人对丰收的笃信。报条则更直白：“报到一九××年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！”“报到农历某某年人寿年丰！”短短一行，寄寓着一整年的盼头。

刚写好的春联和福字，墨迹湿润，需摊开晾干。那几天，我家不大的屋子里，香案、桌台、粮囤，甚至床铺、地面，全都铺满了红艳艳的纸。一批被取走，一批又铺上，满屋都是淡淡的墨香和过年的喜气。

尽管我的字实在不算好看，可每一位来取对联的乡亲，总会笑呵呵地夸上两句，道声谢，才小心卷好带走。

就这样，我便在裁纸、蘸墨、挥毫与寒暄之间，度过年前那最忙碌、也最充实的几日。没有分文报酬，也无任何场面上的宣扬，可我心里却比谁都快活。因为知道，等到正月初一，我沿着村路逐户拜年时，会看见自己的字贴遍大半个村庄——门上、窗边、猪圈旁、灶台前……那一刻，一个少年心底漾开的骄傲与满足，远胜于任何形式的奖赏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个小小少年，早已鬓染霜色。如今的春节，再也无需亲手研墨铺纸。可每当腊月临近，我仍会想起那满屋的红纸、漫开的墨香，想起乡亲们淳朴含笑的脸，想起那段用毛笔缓缓书写年味、用热心温暖乡邻的时光。

那份藏在一笔一画里的温暖与热闹，早已沉进岁月深处，化作一缕永不褪色的乡愁。